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时间:2022-04-22  来源:  作者:  点击次数:


马丁阿尔布罗教授是西方最早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副主席,全球华人学院名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的研究方向近年转向中国,出版了两本专著《人类共享未来的共同体》。

中新社首席记者、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日与阿尔布劳教授对话。阿尔布劳说,人类不可能回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的世界,但全球科学家围绕疫情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过程,这显示了全球化的进步。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对中国抗疫的理解,需要了解中国社会秩序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的治理智慧;在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和高效,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异。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的作品。图片提供

至于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该总是执着于旧的地缘政治视角,而应该更加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致力于治理、对话和沟通,以引导新兴技术向好,控制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 供图

照片是给马丁阿尔布劳的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简而言之,我对阿尔布劳:,的回答是“不”。我们无法回到爆发前的世界,因为我们无法回到过去。从疫情中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的科学家在病毒研究、疫苗开发和信息交流方面进行合作,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过程,显示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步,至少在科技领域是如此。当前全球化的驱动力来自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通过技术更好地控制疾病、气候变化、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认为儒家伦理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我觉得儒家相关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对中国社会还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西方不应该忘记,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几千年中国传统基础上的。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应该通过知识和教育来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CPC)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它更重视文化价值观和伦理因素,而不是纯粹的经济因素。

西方应该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灾难时,国家所做的是唤起社会价值观的广泛共识。中国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执政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同意马丁雅克的观点,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中国社会秩序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一点,除了历史传统之外,中国共产党也从中央层面提供了非常强大的动力。基于此,中国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和高效,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这方面的高管理效率(与西方相比)更加突出。即使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也无法实现。所以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异。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的冲突”,其立论基础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但是我不太相信这个理论,因为我觉得不同的文化可以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和交流。不同的文化之间可能会有争执,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差异使它们不可能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

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暴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

  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 摄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 摄

  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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